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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0年来，中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在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背后，深蕴着一个大党领航发展的精神密码，彰显着一个大国砥砺前行的坚定信念。也正是在这种精神、信念的引领和激励下，7年来，@人大重阳君“ 与国同梦”，在为国“探路”，为国“伐谋”的路上全力以赴。70周年之际，@人大重阳君 祝福中国永远繁荣昌盛！
刘志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人大重阳君的话：70年来，我国的发展经历了无数的考验。这些考验有的来自国内矛盾，有的则是来自国外，在未来的年代中，中国还会面临多重“赶考”的机会，由此不断得到完善和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其间中国经历了无数次考验。这些考验有的来自国内矛盾，有的则是来自国外，在许多严重的关键时期，国际社会的敌对势力给中国制造的麻烦更多，更复杂。可以说，中国在70年中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三次“大考”，中国人民一直处于紧张的“赶考”行程中。
第一次“赶考”是在1948-194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将离开河北的西柏坡进入北京执政，毛泽东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这一次是进京“赶考”啊！既充满自信也充满迎接挑战的满怀豪情！历史证明这第一次“赶考”成绩优秀，世界瞩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伟大事件，从此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第二次“赶考”发生的1978年年底，中国宣布“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这个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伟大事业。中国取得了初步成功，中国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为经济大国！
而这第三次“赶考”则面临无数的不稳定因素和不安定的挑战。最关键的是中国必须面对那些“咄咄逼人”的西方政客和所谓学者提出的“保护主义”障碍物，坚持自己的观点与发展方向，争取早日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发展战略。所以这次“大考”无论是压力还是阻力均与前两次大不相同，决定了这次“赶考”的与众不同。当然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更新、更大、更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肯定能够做到“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最终实现一个“中国梦”的伟大事业的全面胜利。
每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许许多多的磨难和考验，这些就是一次次，一场场的小考，中考和大考。尤其是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世人无法想象的苦难，在一次次“大考”中失败，再“赶考”，再失败，最终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并成功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
（文段节选自《刘志勤：“赶考”吧，中国！》点击阅读全文，本文刊于1月12日观察者网）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教授人大重阳君的话：70年来，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长征之路”。相较于70年的波澜壮阔的斗争，现在的世界以及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恐怕要以更大的平常心看待国家发展波折向前的进程。而只有这样，才不辜负这个伟大的崛起时代。“崛起的年代（1949年至今）”。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标志着漫长而曲折的中国崛起之路的开始。抗美援朝，三大改造，“大三线”“小三线”建设，化解苏联霸权主义“核威慑”，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与国计民生必需的基础设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崛起速度加快。近些年来，在以“总量”为衡量的各大指标中（如经济、贸易、外汇、工业、外资等），中国都跃升至全球第一、第二或前列位置。
然而，“崛起的年代”仍在继续，若以《论持久战》中讲述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来细分的话，结合本书前七章的内容，应该说，当前的中国崛起这条“长征路”仍然处在“相持期”……
在中国崛起进入关键时期，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这场“崛起持久战”前线充当不同角色的士兵。不同的是，当年的战争是真刀实枪，战火纷飞。而现在的“大国战争”更是网络战、心理战、舆论战，当然还有“合作之战”“争友之战”“良政之战”。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个人成功长期建立在祖国的困难之上。
个人安危系于国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中国人经历和平年代太久，容易对当下一些本应是常态的事件感到一惊一乍。相比于革命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波澜壮阔的斗争，中国人未来恐怕要以更大的平常心看待国家发展波折向前的进程。而只有这样，才不辜负这个伟大的崛起时代。（文段节选自《强国长征路：百国调研归来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结论：70年视角下，中国崛起持久战进入“相持期”424-427页，王文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7月版，点击阅读该书简介）人大重阳君的话：70年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成熟，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紧密相连，与之匹配的全球货币体系也成了绝大部分国家最大的呼唤。货币之于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未来，中国该如何增强货币自信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又该如何承载全人类的血液？因此，我们一定要全面落实中央的改革部署。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金融体系始终都是一个脆弱的平衡，维系这种平衡的是人民对体制的信心。对于“去杠杆”来说，需要的不是简单地做减法，停掉部分行业的贷款并不是去杠杆的好办法。如果我们真抓实干，推进这些行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让其焕发勃勃生机，让其产生巨大收益，并让其建立新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使得国有股得到更高的回报，就能够为这些企业赢得市场信心，为改革赢得更多的时间。只要国企改革取得进展，人民看到改革的实效，就会继续支持我们的改革。因此，去杠杆的关键在于真改革。
除了国企改革之外，还有地方政府的财税改革和金融机构的改革也需要同时发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还得要真改革。改革能够使得资产负债表左端的资产变得充满活力，依据M&M定理的第二推论，资产端的回报提升了以后，负债端的风险和融资成本就会自然降低。因此，效率的提升和效益的改善，不仅能够提升资产质量，还能够有效防范风险。借钱去赌博，风险自然极大；借钱去投资黄金，风险就降低很多；如果你借同样多的钱去上学进修，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你将来的回报会更高，风险也更低。因此，防风险，去杠杆的关键并不在于负债端的加减法，而在于我们究竟拿这些钱和这些资产去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如果我们认认真真推进国企、财税和金融改革，我们就能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就能够为改革赢得更多的时间，我们就没有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毕竟，我们用于改革的时间是人民借给我们的。
只有我们拿出“刀口向内”的改革勇气，和“卷起袖子马上就干”的改革干劲，我们才能让人民信服我们对改革的承诺，才能让人民相信我们的改革实效，让人民满意让党放心，这应该成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文段节选自《改革的时间是人民借给我们的》点击阅读全文，本文刊于7月23日观察者网）人大重阳君的话：70年来，尽管我国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的攀升势头没有减弱。未来我们能否把握当前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保持当前的经济状态，持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至今已超过十年。十年来，世界经济总的来说尚没有走出低增长、低需求、低通胀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并存的状况，这与发达经济体总体上已不再作为全球增长主要动力源有关。发达国家总人口约十亿，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七分之一，却曾经长期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七成以上。因此，在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规则与制度、货币与商业渠道等“上层建筑”都是围绕“发达经济体是全球核心市场”形成的。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由于自身市场早已饱和，低需求状况无法改变，已难以为世界经济带来大量的新增需求。十年来，发达经济体持续依赖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结果却只得到注入了天量货币、推高了金融泡沫的效果，2018年更是出现债务加速膨胀、金融市场暴涨暴跌等危险状况，说明其“经济稳定依赖债务膨胀、债务膨胀压低增长潜力、低增长减弱经济稳定”的恶性循环仍在重复，并且正在成为长期态势。目前，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一种经济“新常态”，即以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和主权债务攀升为代价，通过持续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维系数字上的增长，这种“新常态”既不可持续，同时也蕴藏着巨大风险。
如今，全球增长主要动力源已转移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在3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从2008年的7%上升到2018年的约16%。到本世纪中叶前，中国仍将实现至少新增3亿城镇化人口的发展进程，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化迈进的步伐也将长期持续。从世界维度看，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全球价值链位置“东升西降”的格局变化仍将深入发展，以智能化、网络化、大数据化为技术创新与扩散主线的新产业革命，在中国最具备率先展开条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从“接入”国际市场之网到开始“组网”的趋势将日趋显著，中国将在未来长期作为全球最大市场，为世界经济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人大重阳君的话：70年来，我国正确认识自身的发展状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不是我们自封的，而是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联合国相关机构认可的。其实，我们更应该从“新三论”角度理解中国为何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
一是意识论。伟大复兴是让各国都能复兴，而不光是自己复兴，更不是以牺牲别国为代价。中国的外交原则从原来的不干涉内政到现在的强调国际责任，两者如何统一？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名词是“帕累托改进”，中国学者张宇燕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孔子改进”。“孔子改进”的层次更高，因为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如果自己要成功，我也要叫别人成功，我自己要富裕，也要别人跟着我一块富裕。
二是责任论。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是中国外交的底线，也是不忘初心。中国在定义发展中国家，而不需要美国来定义；正如中国在定义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美国来定义一样。美西方就想把中国从发展中阵营剥离出来，又不承认也不会与你分享发达国家权力，试图捧杀和孤立中国。发展中国家与贫困落后没有必然联系，更多的是国际政治身份与定位：我们永远站在发展中国家这边，因为他们占据了世界人口的七成。站在世界上多数人一边，这是我们外交公平正义的源泉。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权益。一句话，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世界责任！
三是命运论。发展中国家过去有着共同或类似的遭遇，它们都曾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今天它们具有共同的任务与愿望，那就是改革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秩序，使之更体现发展中国家权益，未来还越来越体现为共同命运，因而坚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定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发展中国家既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既是国际认定，也是自我意识，是互动的，也是辩证的。中国定位自己为发展中国家，不是谦虚，更不是虚伪，而是证明我们仍有发展潜力，关键词是发展中，而非简单的发展。（文段节选自《中国为何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点击阅读全文，本文刊于8月15日《环球时报》）陆 续 推 出
今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梳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与历史变革，剖析辉煌成就背后的内在逻辑，展望未来发展之路，人大重阳与环球网合作举办“新中国70年”主题系列讲座，现前两场讲座已推出，敬请关注后续11场讲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